深度

从Trond Giske下台看工党流年不利

文:程刚

今年9月份挪威将应迎来地方选举。不同于国会选举,地方选举不要求投票人必须具有挪威国籍,只要在挪威居住超过一定时间就可以投票。大家可以在8月份时关注一下邮箱,如果收到了地方政府发来的投票单子,说明你就可以参加选举了。通讯将在8月份那期通讯为读者带来每个党派的政治纲领和承诺的政策。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对几个大党派有一个大的背景介绍。本期的另一篇采访Thore Vestby的文章会涉及一些党派的内容,而本文将从工党二号人物Trond Giske的下台来看工党所面临的问题。

2018年10月,来自VG的政治记者Marie Melgård 和 Lars Joakim Skarvøy联合撰写的书《Arbeiderpartiet:Alle skal ned》(中文可以翻译为“工党:全部下沉”)在挪威上市。Marie Melgård 和 Lars Joakim Skarvøy在被称为工党的“噩梦般的一年”也就是2018年中深入研究了工党本身的所有纠纷,揭露了自2013年大选工党失利,前首相Jens Stoltenberg辞职,Jonas Støre成为新的党主席以后这几年来发生在工党内部的一系列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内斗不休的事件,更着重叙述了工党的二号人物Trond Giske如何在“Me too”风波中被控性骚扰,被迫辞职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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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Alle skal ned(翻译成中文为“所有人都下沉”)”明显是针对工党的口号“Alle skal med”(翻译成中文为“包括所有人或者说一个都不能少”)而去的,颇具讽刺意味。此书一上市后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应和争议。很多人指责这本书引用了太多的匿名人士的转述,使得它看上去不是特别真实权威。也许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无法做到完全求证所有的细节,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工党全面溃败这个事实的认可。这一点,即使是传统亲工党的报纸Dagsavisen也承认。Dagsavisen的评论员海格·乌尔斯坦写道,“简单来说就是一切都变得很糟糕。”她自己全程报道了工党在大选的失利,她引用这本书说“工党在2017年大选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政治灾难并非如同在晴朗的天空中闪电一样,而是自从Jonas Støre接替Jens Stoltenberg之后,就一直酝酿着危机。”套用一句中国俗语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要全面梳理工党的问题不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可以完成的。但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借着工党二号人物Giske下台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工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个不受欢迎的接班人Giske。

接班人的问题,永远是政治游戏里面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诸如美国,挪威这样民主制度十分成熟的国家,继任者的选定以及权力的交接总是充满了明争暗斗。不过在挪威这个游戏相对比较透明,民众可以通过记者媒体来获悉内部的纠纷,从而建立自己的认知体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出投票的选择。

回到这个接班人Trond Giske,来聊一聊他的背景。

(Trond Giske, NTP)

1966年Giske出生在特罗赫姆的一个工程师和教授家庭,在奥斯陆大学和NTNU就读,并获得经济学的学位。和很多职业政客一样,Giske最开始也是从工党的青年团(Arbeidernes ungdomsfylking)冒出来,在26岁那年就任工党青年团全国主席,时间长达四年。后来他得到挪威前首相,现北约秘书长 Jens Stoltenberg的赏识,Stoltenberg任命他为教育部长,那一年他仅34岁。之后他又相继担任过文化部长,贸易与工业部长。2013年工党大选失利成为在野党,Giske也跟着失去了部长的职位,而专注于党内事务,是党内仅次于Jonas的人物,挪威语里面叫nestleder。

(从左到右依次是Trond Giske, Jonas Støre, Jens Stoltenberg, Foto: Cornelius Poppe)

从这些履历来讲,毫无疑问Giske是一个按照中国人的讲法叫做“根正苗红”,“老领导赏识”,“前途无量”的政客。在2013年以后,他在党内已经就成为仅次于党主席Jonas的政客,而他自己,也一直标榜自己为工党下一任主席。

他的问题在哪里?

首先,Giske在媒体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议性的事件。比如2012年他在担任贸易与工业部长的时候,曾经任命自己的朋友为贸易与工业部直属公司的CEO,年薪直到420万克朗,而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副主席当时执力反对这个任命未果。同样还是在2012年,他又安排自己的熟人进入Telenor的董事局,尽管董事局其他人也认为不合适。这两件事用中国的话讲叫做任人唯亲。这里要稍微讲一句,任人唯亲在挪威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尽管清廉指数很高,但人际关系的作用依然强大。

这两件事都经过媒体的报道,在社会上都引起了一些争议。虽然有争议,但并没有伤害到Giske的职业生涯。他依然在党内踌躇满志,希望工党赢得大选,自己也早日有机会成为首相。

好了,这是党外所看到。而在党内呢,情况看起来更差了。

Giske曾经形容工党另一名34岁的政客Hadia Tajik(巴基斯坦裔,记者出身的党内高层,同Giske一样都是nestledere)为“一名聪明年轻的女孩”。他的这句话引起了党内很多人的不满。尽管他当时为自己辩解说这只是他尝试表现幽默的一个手段,但是很多人依然指责他对女性的这种描述是不合适和不能接受的。有人称工党内有很多坚强的女性,女性显然比女孩更为合适,甚至右党首相Erna也不忘补一刀,称工党现在真的出了很多问题。当然Tajik自己倒是比较大度,事后给Giske发了一条信息说对方也很聪明。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条花边新闻,但实际上是Giske和Tajik已经互有嫌隙,而他们的不合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句话而已。

2017年工党大选失利以后,Giske被普遍认为负有责任。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讲,所有人都有责任。但问题是,Giske在大选失败后却获得了党内财政政策发言人的职位(这个职位非常重要,肩负向选民阐述自身党派财政政策,以及批评反对党财政政策的责任)。而这个职位当时的发言人Marianne Marthinsen一贯以来深得大家的信任和赞赏。有数名党内资深人士
都表示无法理解工党的这个决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Giske更适合这个职位。很多人直接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不满,更有人把这件事和性别联系到一起。“为什么一个五十多岁的男性要去抢一个三十多岁女性的岗位”,有人这样反问。

Giske自己向媒体辩解这并不是他自己在党内的权力操作,而是一个集体的决定,是大选后内部人员调动而已。

这件事同样也惹恼了Tajik,就是前面被他调侃的那位同僚。但她拒绝发表评论。

大选失利后内部重新调整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出在为了安排而安排,导致很多不满。有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工党有一个职业外交官当时在联合国就职,就已经被允诺工党外交与国防的委员会成员的职位,而因为工党大选失利,失去了很多政府的职位,以及国会的席位,这就导致工党不得不在内部重新洗牌,有人进来,位置不够,那就只能让人挪动或者走,而这个过程必然导致很多的不满。

当然这是工党内部的问题,对Giske来说还不够致命。真正给Giske职业生涯贴上污点的是“Me too”运动。

当“Me too”反性骚扰运动在美国如火如荼时,挪威这边也在这个大潮中倒下了一批人,这其中就包括Giske。

据媒体报道,至少有四名女性党内年轻女性向当主席Jonas投诉曾经遭遇Giske的骚扰。这其中的细节如何我们不得而知,Jonas也拒绝评论。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名学习宗教学的女孩的陈述窥得一斑。挪威 神学院的院长向媒体确认,曾经有女孩向他表示如果她拒绝Giske的要求会不会对学院是很不幸的事情,毕竟当时的Giske是分管教育与宗教的部长,而神学院依靠政府财政拨款。院长鼓励她要设立自己的界限,而拒绝他没有什么不幸的。女孩表示虽然并没有发生实质事件,但Giske持续不断的坚持行为让她很不舒服。

更为严重的还在后面,在一次党内的会议上Tajik不顾党主席Jonas的反对,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读出了那些针对Giske的指控,场面一度非常尴尬。而这些指控有一个就来自工党的一名政客Line Oma。 根据Line Oma后来对媒体所描述的,在Giske还在担任贸易与工业部长时,她曾随团访问印度,就在这个期间的一个晚上这些政府官员找了一个当地的酒吧玩乐,在酒吧里Giske对Line Oma动了手脚,按住她的嘴,把她顶到墙上并问要不要和他一起回酒店。Line Oma的指控后来得到了其他目击者的证实。

(Hadia Tajik, Line Oma, ARBEIDERPARTIETS FLICKR-KONTO)

Giske对此的回应是道歉,但认为有一些针对他的指控是不实的,是带有政治目的的。

最终Giske在一片指责声之下,不得不选择辞去党内nestleder的职位,但保留他在国会的议员席位,成为“Me too”在挪威倒下高级别的官员之一。

当然说到人的问题,所有的锅都有Giske来背也是不对的,工党的主席Jonas Gahr Støre首当其责。我们曾经在2017年大选结果分析那篇文章里面稍微点评了一下Støre,当时我们说他出身过于精英,而现在看Giske也有同样的问题。工党作为广大劳工群体的代言人,目前这几个领导人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劳工经历,都是坐直升飞机升到了工党高层,难怪提不出来什么吸引民众的政策亮点。根据一项民调显示,Støre在党内的支持率只有49%,而首相Solberg在党内的支持率有96%。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党内有一半人不支持这个党主席,这样一个政党能组织和动员什么力量去赢得大选?

不难看出工党内部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顽疾之深,内斗之严重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如果再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目前已经非常低迷的支持率还会继续下跌。

此时此刻要么期待Støre可以大刀阔斧改革,要么期待反对党来一场危机。

先说改革,但是要改革谈何容易,没有强硬的态度和个人能力,怎能平息这些纷争?问题是Støre恰恰还真不是一个强硬的领导者。他更多的像一个温和的外交官,大学教授,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领导人,他在很多电视节目上说话含糊其辞,没有鲜明强硬的观点,缺乏个人魅力。反观右党的Solberg,被称为“挪威铁娘子”,但是又不是盲目强硬,她曾说“反对党的意见如果是合理的我们也会采纳”,显得大度又睿智。反观工党在失去两次大选以后显得无所适从,很多时候为了批评而批评,自己乱了阵脚。

再说借对方的危机,工党还真的有那么几次机会。

我们曾经大幅度详细报道过右翼进步党的司法部长Listhaug下台的事情。当时Listhaug的一系列极其强硬,桀骜不驯的出格言行撞到了令挪威这个国家伤痛的“7.22”大屠杀事件,让人们不得不回忆起那几十个被右翼进步党党员枪杀的青少年。有人在Twitter上说“7.22后我们已经试图把极右翼和进步党分开,但是Listhuag又来提醒我们,他们还是那样。”

作为和进步党联盟的首相Solberg也难逃此咎。很多人希望她可以好好管管她的司法部长,但Listhuag的过于强硬让首相也难办,这导致人们对首相的不满,工党借机攻击首相没有能力管好自己的部下。基督教民主党也对首相表示了失望,而左翼的红党趁机要在国会提出不信任投票。工党,红党,基督教民主党均表示将会投不信任票。这一下子把首相至于下台的危险境地。幸好,Listhuag最后识大体,在不信任投票表决之前几个小时宣布辞职,平息了这场差点引发政变的危机。

上面提到的基督教民主党在那次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摇摆党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们支持谁谁就上,他们不支持谁谁就下。尽管在Listhuag事件中,他们没有来得及投票,但将近一年以后他们又一次在党内讨论是否要倒戈到工党这边。如果他们倒戈,首相就失去了多数席位,将下台,成为在野党,工党会上台。

但是基督教民主党最后的党内投票显示,大家还是希望留在首相的内阁当中,而不是加入那个问题重重的工党阵营。

就这样两次危机,首相还是挺过来了,继续朝着三连任前进。

反观工党,寄希望于党内整顿改革,难。寄希望于对手出错,事实证明有机会但大家还是选择继续支持右党。套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句话“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工党还是需要解决好自身问题再去谈论赢得选举,否则赢得大选,获得组阁,出任首相部长,成为人生赢家只是设想。

最后想说的是,这样一个挪威长期以来的最大党,执政时间最长的党,1945年以来没有连续输过两次大选的党,在这几年已经接连续打破失败记录,不得不让人慷慨,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辉煌并不代表目前和以后的成功,人民曾经选择和信任你,并不代表一定要一直信任你,脱离人民群众就会被人民群众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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