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前卫生部长为何说自己是中国人？他的家族与中国医疗的四世情缘令人动容
60岁的达芬·霍博腾，出生于挪威，那里虽与中国隔着千山万水，而他却说中国也是他的故乡，他是个中国人。
他确实像中国人。20世纪初，霍博腾的外曾外祖父在湖南创办了益阳医院，从创立之初到现在，它每天都在接收病患，甚至战争期间都没有停止过一天；就任挪威卫生部部长期间，霍博腾不顾攻击和讽刺，公开自己的针灸过程，坚持把中医带入了挪威；2006年起，他成为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董事会成员，帮助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免疫覆盖、完善健康体系。
在采访中，达芬·霍博腾深情地说：“我、中国、挪威永远是连接在一起的，我的中国情缘还将继续。”
“你们很多人都与益阳有着深厚的情缘，我也不例外。”霍博腾在2006年益阳市中心医院百年庆典上致辞。
“我是一个湖南人”
1999年，时任挪威卫生部部长的达芬·霍博腾走进湖南省益阳市中心医院时，他流泪了。
时隔近百年，这个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外”在这片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土地上，追寻着家族的痕迹。虽是第一次到访中国，但他却说：“我就是一个湖南人。”
了解霍博腾家族历史的人知道，这句宣言并不算夸张。在霍博腾心中，蜿蜒的长江、金黄的稻田、绿树成荫的湖南山区并非什么“异国情调”，地球那一端的中国，更像是他熟悉已久却未曾谋面的“第二故乡”。这种熟悉感，源自他的外祖母伊丽莎白的影响。
1903年，2岁的伊丽莎白跟随父母来到了湖南益阳桃花仑，她在那里成长，在学校里结交了中国伙伴，之后当上了护士，在益阳度过了十几年美好的青春岁月。
1961年，4岁的霍博腾坐在外祖母伊丽莎白的膝上，听她讲述在中国的故事。
直到晚年，她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保持着中国的生活习惯，中国话便是她的“乡音”。
一百多年前，一个生活在北极地区的挪威家庭为何会历经漫长的旅途、举家奔赴中国？
故事始于伊丽莎白的父亲约根·爱德文·倪尔生，也就是霍博腾的外曾外祖父。19世纪末，年轻的约根还在教会学校上学时便坚信“四海之内皆兄弟”，还确立了人生目标——做一名医生。于是，他选择到医学院进修，并获得了行医资格。当得知有机会去中国救死扶伤时，约根毫不犹豫。
经过教会的资助和数年艰苦的筹备，约根先独自辗转数月来到湖南，随后于次年把家人一道接了过来。
那时，像约根这样的西方医生的到来，对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来说意义非凡。
为了应对当地巨大的医疗需求量，约根更是勇敢地做起了“开拓者”，自己参与设计和建造，为益阳盖起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医院。由于当时医院建立的经费来自于挪威各地普通百姓的个人捐款，就连建造所需的钉子都是认捐的项目，人们把这所医院称为“钉子医院”。
这所医院，正是如今的益阳市中心医院。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它不再是一家只有60张床位的“钉子医院”，而是成为拥有1200个床位，并能为这个城市的七百万人口提供卫生和健康服务的综合性三甲医院。
于是，带着家族先辈对这片土地的无限眷恋与牵挂，1999年，霍博腾终于来到了益阳市中心医院，并担任“名誉院长”，将北极光与桃花仑的百年情缘重新联结在了一起。
之后，不管带着怎样的工作任务而来，只要访问中国，益阳市中心医院就是霍博腾必到的一站，“外曾外祖父当年或许不会想到，经过了几代人之后，自己在中国的脚印和影响依然清晰，甚至比当时更为深远”。
2006年11月14日，霍博腾为益阳中心医院正门边上的约根·爱德文·倪尔生医生的半身像揭彩。
“所有的善都是因缘际会”
自从1999年首访益阳后，每一次来到益阳中心医院，霍博腾都会为它的高速发展和变化所惊叹，每一次探访，医院也都会给霍博腾送上一个暖心的故事。
比如，相识。约根在益阳市中心医院听到这样一个故事：那时，外曾外祖父与湖南红十字会主席颜福庆“并肩作战”，一同安排床位、床垫、床单床罩，采购其他医用设备，建立起了湖南第一所红十字会医院。而颜福庆于1927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
最初的医院底楼大门。
比如，信任。2014年，霍博腾经过医院的儿科病房时，遇见了一对夫妇及其新生的婴儿。出于对新生儿的喜爱，他与这家人攀谈了几句。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与许多大费周章、专门要去国外生孩子的年轻夫妇不同，这对原先在国外工作的夫妇专程回到了家乡益阳生产，让他们爱情的结晶也做个幸福的中国孩子。霍博腾说，这家医院的成功，不仅仅在于设施的先进，更在于获得了当地人宝贵的信任。
2015年，一个特别的消息又让霍博腾体会了一次“因缘际会”。
那一天，益阳市中心医院的院长兴奋地告诉霍博腾：医院将与以色列的斯奈德医院共建一个儿童医学中心。霍博腾觉得，这是一个提升医院的医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好机会。只是，为什么是以色列？
原来，这个项目是为了纪念一个名叫何凤山的益阳人。
1937到1940年间，何凤山担任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那时的维也纳被德国占领，法西斯残酷地迫害着犹太人，很多国外领事馆为了避免惹祸上身，纷纷拒绝了那些申请避难签证的犹太人的请求。
那时，何凤山站了出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尽自己最大所能向所有申请签证的犹太人签发到中国上海的签证。在他的努力下，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得以到达上海，其中有一些人在上海安顿下来，另外一些则转至其他安全的目的地。因为何凤山的义举，这些犹太人的后裔得以繁衍。
霍博腾不曾预料到，这位伟大的人物，竟然还与自己的族人有过一同成长的时光。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益阳，和霍博腾的外祖母同龄。7岁时，何凤山的父亲离世，他因此进入了约根建造的孤儿院。所以说，何凤山和霍博腾的外祖母在桃花仑的信义会一起成长。随后，他一路升学，去往德国求学，并最终成为外交官。
1906年在桃花仑落成的医院楼房。
在何凤山写给友人的信件中，他曾这样动情地描述那段岁月：“我何其荣幸，能够在桃花仑度过我的年少时期，在那里接受基本的教育。”
2016年访问复旦大学并参加上海论坛年会期间，霍博腾特地参观了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写满了那些获救犹太人的名字，默默地诉说他们如何逃离纳粹的大屠杀。霍博腾认为，何凤山1908年在桃花仑受教育，后来在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英勇地站出来，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这所有的善都是因缘际会。
“我把中医疗法带到挪威”
在霍博腾心中，外曾外祖父约根当年埋下的种子，今天依然在开花结果、不断壮大，这样的家族精神也一直滋养着他。
1997年，霍博腾被任命为挪威卫生大臣，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捍卫人类每一个个体不可侵犯的价值和尊严。
任期内，霍博腾推出了不少有力的改革措施，但他最“大胆”的一项举动，就是把中医带入了挪威。当时，中医疗法在西方备受争议，很多人对此不甚了解，却充满偏见。要让中医进入挪威，不是简单的事。
可霍博腾偏偏要挑战一把。不请专家“站台”，不找公关团队，他亲自上阵。
2002年，霍博腾代表挪威卫生部前往北京与中国卫生部签订合作协议。其间，他专门找了一天，躺到北京的一家针灸医院里，浑身扎满了针，并请随访的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把自己接受中医诊断的全部过程录了下来。报道一经播出，旋即引起挪威医学界的震动，大家纷纷议论起了这个“扎了针的卫生部长”。
其中，不乏一些尖锐的攻击和讽刺。霍博腾回忆说，一回到奥斯陆，他就收到了当地著名医院的主任医师的来信。信中，该医生指责他接受针灸是在“为庸医背书”，并“好心”奉劝霍博腾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因为“北京的针灸医院所使用的针有可能会传染肝病”。挪威一个网站的主编则公开评论：“这个国家有一个笃信信仰治疗的卫生大臣。”
2016年霍博腾在上海，寻访外祖母伊丽莎白曾居住过的楼和街区。
对于外界的激烈反应，霍博腾并不意外。他大方地表示，自己的行为并非一时兴起，也绝不是要把个人对针灸的热情强加于挪威人民。但他觉得，对于流传千年的传统医治方法，西方医学界一直有着某种傲慢的姿态。自己所做的，无非就是想“挑战这种傲慢姿态”。
随后，霍博腾主持发布了一个健康政策改革计划，从此，在挪威的重病治疗方面，包括中医在内的替代性治疗可以作为正统的西医疗法的补充。
经过多年“迎着阻力”的行走，如今在挪威的健康服务体系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高质量的替代性医疗。在2011年的一项比较研究中，学者发现替代性疗法与西医疗法的融合在挪威的医院中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有半数挪威医院提供某种形式的替代性疗法，而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只有三分之一。
1999年，霍博腾在益阳中心医院接受传统中医的诊断。
霍博腾觉得，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外曾外祖父把西医带入中国那样，自己把更多关于传统中医的认识带入了挪威。这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为了全世界的孩子”
霍博腾今年60岁，是4个孩子的父亲，8个孩子的祖父。对于自己第一次抱起新生儿的感受，霍博腾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之一”。
但是，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有的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因为感染疾病而早早离开了人世。即使在今天，每20秒钟仍旧有1个孩子死于疫苗可预防的疾病，每年因此死亡的儿童总数高达200万。
残酷的事实让霍博腾十分痛心。2006年，投身公共服务领域几十年的他加入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他说：“为孩子们珍贵的生命奔走，是值得奉献一生的使命。”
这个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普及挽救生命的疫苗接种的组织，由挪威等国家领导人以及比尔·盖茨一同发起，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担任了疫苗基金会的主席。2011年霍博腾被选为董事会主席。
为了普及疫苗，霍博腾必须“满世界飞”。每次出发前，他都能获得家人满满的支持。无论是有过多年护士任职经验的妻子，还是同为注册护士的女儿，都延续着这个家族的医学情缘，就连6岁的大孙女伊芙琳娜都争着出一分力。出国前，伊芙琳娜会把自己存的零花钱“郑重”地交给霍博腾，并叮嘱爷爷要把这笔钱“捐献给那些有需要的贫穷儿童”。
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工作，霍博腾仍然少不了与他的“第二故乡”中国打交道。
2002年至2006年，中国政府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共同注资7600万美元，合作将乙肝疫苗普及到中国最贫穷的地区。经过多年的努力，疫苗的“触角”不断深入，触及到了中西部地区的偏远地带，将那里疫苗接种的覆盖率从64％提升至90%，让6660万儿童得到了疫苗接种，为90万肝病患者避免了潜在的生命危险。
这项工作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颁奖，以表彰中国在防控儿童乙肝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霍博腾注意到，从乙肝疫苗项目开始，中国就承担起了关乎疫苗的融资、生产和采购的责任。所以说，其实好几年前，中国就已经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给予的资金支持中顺利“毕业”。
如今60岁的霍博腾完全不想退休，他把疫苗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还要到世界各地推广，一如一百多年前的约根·爱德文·倪尔生医生。
对话丨“我与中国的缘分还将延续”
解放周末：您的新书《北极光照耀桃花仑》讲述了您外曾外祖父的故事和一个挪威家族的中国情缘，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写这本书？
达芬·霍博腾：我最早到湖南益阳市中心医院的时候，发现人们对我家族的故事很感兴趣，大家口口相传，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呢？
其实，我之前写过一本挪威语的书叫做《驱动力》，其中也有两章提到了我外曾外祖父约根创办湖南医院的故事，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的刘春荣教授看到了这本书，也觉得我应该专门写一本书讲述我这个大家族的中国情缘。
于是，我专门抽出时间完成了讲述我家族的故事，而我写这本书除了想让人们知道这个故事，还想通过这本书促进中国和挪威的交往，我觉得这是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解放周末：书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您是怎么搜集材料的？
达芬·霍博腾：我找了家族的日记，为了查资料也跑了很多图书馆。其中还有个故事，因为我在湖南的时候听说，我的外曾外祖父约根曾和当时的湖南红十字会主席颜福庆共事，就特别想找到资料来确认。
于是我就找到了刘春荣教授，希望他能帮我在复旦档案馆找资料。刘春荣教授找到了撰写《颜福庆传》的钱益民先生，钱益民发来了好多颜福庆的照片，可是这些照片里都没发现约根。
颜福庆在耶鲁大学的博士毕业照。
后来钱益民又提供线索，颜福庆是第一个从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的亚洲人，那么在耶鲁大学的档案馆里会不会有相关的资料？又经过一番查找，最后终于在那里找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是当时的红十字会成员的合影，约根和颜福庆坐在第一排。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激动，觉得找到了一段失落的历史。
解放周末：您的外曾外祖父是医生，在湖南创办医院，您也曾作为挪威卫生部部长，致力于将中医药推向挪威，这其中存在着怎样的文化传承？
达芬·霍博腾：我自己不是医生，但是我从事和医疗有关的工作，我们家有很多人当上了医生，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是护士。我想大家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曾外祖父的影响，这其中肯定有着传承。
我当时在挪威推广中医，也是受了外曾外祖父的影响。我一直希望患者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适合的治疗，医生也要提供更多的可能，中医、中西医结合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解放周末：从1999年开始，您多次到访湖南益阳市中心医院，每次走进医院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达芬·霍博腾：1999年以前我没到过中国，但当我初次来到湖南益阳时，我感觉那里的一草一木离我是那么近，仿佛生于斯，长于斯。
这个医院将我、中国、挪威连接在一起。有趣的是，从创立之初到现在，它每天都在接收病患，甚至战争期间都没有停止过一天。
我每次到医院，发现它的面貌都会发生变化，感觉每一次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医护人员更专业了，患者数量也在增加，我感觉很亲切，因为这里有我外曾外祖父的努力。
我最近6次来中国都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有关，如果说外曾外祖父百余年前在益阳创建西医医院是建立了我们与中国的联系，那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就像是我与中国的“媒人”。因此我相信，我与中国的缘分还将延续下去。
解放周末：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与中国都展开了哪些合作？还面临哪些问题？
达芬·霍博腾：国际疫苗免疫联盟与中国已有超过10年的合作历史。2002年，国际疫苗免疫联盟与中国政府共同为国内12个西部省份及10个中部省份的国家级贫困县新生儿提供免费乙肝疫苗及自毁型注射器。项目共使382万儿童免遭慢性乙肝感染，并使68.5万儿童免因罹患乙肝相关疾病而死亡。
当今，中国在全球健康领域的领导角色不断得到彰显。从过去的受援国变成如今的捐赠国，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堪称榜样。说起来，来了这么多次中国，每次都是带着工作任务前来，希望下一次来，可以以私人的身份好好欣赏中国的美、与中国人民聊天，而且一定要带着家人一起来。
【人物小传 达芬·霍博腾】
1957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曾任挪威卫生大臣、财政国务卿、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董事会主席以及北欧理事会主席。他目前是北欧部长理事会秘书长，兼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国际顾问，并担任中国湖南省益阳市中心医院名誉院长。
来源：解放周末